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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育善散文创作简论

字号: 2014-07-14 11:24 来源:《商洛学院学报》 我要评论(0)

    摘  要:商洛作家李育善的散文创作,在近年来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国家公务员和乡土作家的双重角色体认,交互影响着李育善的散文视角。李育善散文的关注重心是家乡的广大农村,着重状写乡间的自然山水、民生场景和人物命运,从而构成了多幅生动的商洛风俗画卷。尽管李育善的散文还存在一些不足,但总体来看,近十余年来,其创作在不断走向成熟,表现为取材范围日益拓宽,个人视野逐渐开阔,语言技巧不断丰富。这些踏实的进步,使作者在承变进程中的陕西散文领域占据一席之地。

关键词:李育善;散文;角色体认;乡土写作

散文写作一途,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被视为文学创作的两条“正道”之一。它与诗歌一起,构筑起古典文学的大半壁江山,也曾在几千年的文学长廊里大放异彩。尽管宋元以后,小说、戏曲等新兴文体迅速登上历史舞台,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后,小说更成为文学的大宗,但时至今日,散文依然在发挥着它无以替代的作用,显现着其独特的光彩和魅力。

陕西素来被称为散文创作的大省,拥有一大批享誉全国的散文作家。“日前,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组织编写、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2卷本大型学术通史著作《中国散文通史》正式发行。陕西计有贾平凹、刘成章、和谷、朱鸿、史小溪及已故的柳青、李若冰、魏钢焰、李佩芝等九位作家入选《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》”[1],从一个侧面说明说明了陕西散文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。就创作成就和影响力而言,商洛籍散文作家李育善,虽然尚难与这些大家、名家并列,但也足以在新时期承变进程中的陕西散文创作领域占据一席之地,并以其颇具个性的题材选择和艺术呈现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。

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以来,李育善先后发表散文、小说等文学作品300多篇。其中《乡镇干部》和《一个村子的选举》曾先后被《新华文摘》选载。出版有《李育善散文集》(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6年)和《山里的事》(新华出版社,2011年)两部散文集。2012年荣获第三届柳青文学奖新人奖。

李育善早期的散文真诚朴实,感情充沛;原生态的叙述品格,使其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商州地域色彩。随着文化视野的不断扩展、生活体验的与年加深和文学技巧的趋向圆熟,其作品承载了更为丰富多样的生活容量,尤其对农村社会的多维度观察和对人生复杂性的更多体会,使他的创作越来越关注后改革时代背景下“闾里生存”。本文主要以李育善的两本散文集为读解对象,试从几个方面对其创作予以粗浅评述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、公务员和作家的双重角色体认

近二十年来,一个特殊群体悄然步入我国文坛并愈来愈起关注,即不少国家公务人员在公务之余,纷纷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。李育善也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——不是专业作家,其第一社会身份,是国家公务人员。由于身份的某些敏感性,当代“官员”一旦较多进入文学创作者行列,就会成为一种“现象”而被特别提出并引起纷议。

其实,官员文学创作在古代本属司空见惯,凡是依靠个人才能步入仕途者,绝大多都能写一手像样的文章来,其中不乏各种体式的审美性诗文。中国古人很早便开始推崇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三不朽(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),以及“文以载道”等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,主张文章为社会服务。因此,“善属文”是他们入仕的必备条件之一。尤其在科举考试制度形成以后,写作与仕进的关系更为密切。但凡青史留名的文学家,多半都曾入仕,反倒像姜夔、林逋、谈迁一类终生为“处士”者,在历史上是极少见的。

可是,为什么到了当代社会,“官员创作”成为了一种“特别现象”而备受关注呢?

尽管,立言不朽、经世致用的传统精神仍潜在地发挥作用,但近代以来,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,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,官员和作家这两种身份逐渐分曹划营,各有各的职业分工和评价体系,甚至似乎毫不相干了。因此,在科举时代结束以后的数十年间,集官员、作家双重角色于一身者越来越少。官员“重返”文坛成为“现象”,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。尽管以情理而论,作品的写作和传播是所有公民的自由权利,且随着文化教育的不断普及和书刊出版的日趋大众化、便捷化,“泛文学时代”已经到来[2],公务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兼事文学创作,自是无可厚非,但由于其中不少人并非“科班”出身,或未经历过一个较为扎实的文学基础训练过程,作品的发表、出版乃至得奖又可能得益于第一身份之助,故良莠不齐情形较为严重。这是公务员创作招致物议的主要原因。

但不可否认的是,在兼事文学创作的公务员队伍中,确实有一批成绩突出、影响较大的作家存在,甚至久而久之,读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已不再是政府官员而是作家。仅以陕西文坛的散文作家为例,公务员出身而成就较大的就有白阿莹、薛保勤、樟叶(张伟)、李宗奇、李育善、王云奎、马银录等,他们近年来的创作,已被评论界称为“官员散文热”现象,其中白阿莹、李宗奇、王云奎的散文作品均曾获冰心散文奖,李育善的散文集曾获第三届柳青文学奖等。他们的作品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和社会认同,无疑也是对公务员写作的极大肯定。

李育善酷爱散文创作,多年笔耕不辍,以不少优秀作品感动读者,并不断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。他“长期生活在商洛山区,对农村生活,对农民的心灵世界和人生命运,有着长期的、深刻独到的体验和思考。……这一切,就极大地影响着他的生活道路、思想情感和艺术特点,乃至作品的艺术风格”[3](126)。他身为政府官员,但笔下文章极少涉及“办公大楼”,已出版的两部散文集中,涉笔最多的是商洛山区地地道道的乡村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乡村人物。

但笔者以为,评说李育善的散文创作,不能忽视其公务员角色之于其作家角色某些影响。社会角色理论认为,根据规范化程度,社会人承担的角色可以分为规定性的和开放性的两种。前者的行为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——应该说什么、做什么和不能说什么、做什么。而后者的行为没有具体、明确的规定,承担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角色理解或参照社会的角色期望“支角”。在现代社会中,政府公务员是最典型的规定性角色,所领受的要求、约束尤为具体和明确,文学作家则是最典型的开放性角色。从事党政、行政工作的李育善,扮演着国家干部的规定性角色,属于现代意义上的“仕”。耽好散文创作的李育善,则扮演着文学书写者的开放性角色,属于现代意义上的“士”。这两个角色可能因调适得当而“相辅”,也可能因调适不当而“相损”。笔者以为,在李育善的散文创作历程中,两个角色更多时候是相辅的,个别时候则不免或多或少的相损。要而言之,当他进入创作状态时,其叙述身份由“士”和“仕”两个角色的交叠而成,由此决定其叙说方式既是体验性的,又是审察性的;体验性更多引领着其叙说的自由无拘,审察性则导致了其叙说的某些审慎拘谨。例如,对于改革开放进程中乡村社会的诸多矛盾,李育善的散文多能实录,却往往不能毕现,留下了一些美中不足之憾。这固与其作为“士”的器识有关,但也有其作为“仕”的勇气方面的原因。

在一些作品中,李育善真切地写人叙事之后,习惯性地“曲终奏雅”,且多出于公共语言,亦显然与“仕”角色的引领有关:

“他们认真工作、无私奉献、乐观向上的精神,时常激励着我。今后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,我都会尽心尽力的,都会不怕苦,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。”(《救火》)

“农民,多么直扑善良的农民啊!……我想,维护农民利益,为农民主持公道,确应成为全社会的一个共识。”(《农民最好满足》)

“我虽然离开了那个工作环境,心里却为农村的好政策喝彩。回想当初收税的日子,心中的微温依然长存。”(《在农村收税的日子》)

“如今,芦花下女孩眼里看到的不再是抗战时期的英雄行为,而是和谐社会里的美丽明媚。”(《小沟风韵》)

“这种朴素的情感、平凡的举动真是太伟大了。”(《故乡见闻》)

这样的议论或抒情,虽出于具体情境的触动,感动力却是不足的,有时还略显生硬。

二、不断成长中的李育善散文

李育善的散文创作,可说是“直接地气”的乡土书写。温情叙说商山丹水的美好和贫瘠,乡村社会的进步和落后,闾里众生的欢乐和悲辛,构成了李育善散文的主要内容。作者从小生于乡村,长于乡村,与广大农民的命运有着天然的关联性。家乡的山水人事是他心之所系,也是他精神生命的依托和某种意义上的归宿。因此,他热情地讴歌乡土,为农村社会写作,写家乡的山水自然,更写家乡的人事,而尤以写人见长。他“厚厚的一本集子(按:指《山里的事》),写到相当众多的人物,有乡村干部,有普通农民,有作者自己的父老乡亲和同学好友,成组地出现,连翩而来,形成一个相互连络的商洛乡村人物志(或者说是画廊);由于作者善于抓住人物的特点与精髓,这一个个人物也就代表了商洛的精神风貌,是一个活的立体的商洛。”[4]土地和乡村孕育了李育善这样的作家,所以他的写作,实际上是直接从商洛乡村的泥土中汲取营养,因此也才能把笔下的亲戚、乡邻、乡村干部、同窗好友等刻画得栩栩如生。

《李育善散文集》和《山里的事》二书共收录散文作品160余篇,而作者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则远不止这个数目,可见李育善写作的勤奋。作者曾自道:“自大喜欢上写东西这行当,几多投稿,几多失望,心似多次失恋的人儿,没了多大触动,只管写,只管投。静夜时分独自想,哪怕报纸上只发一个小‘豆腐块’,哪怕赚到一分钱稿费,也是对妻的一点点回报。”[5](268)为了写作,家里“哪怕油锅溢了哩也不管事”,因此自然免不了引来妻子的“埋怨”。当然,“妻虽然嘟囔,可整理那废稿子却认真得像给自己化妆一般”。妻子的理解和支持,也是李育善坚持写作的动力之一。

李育善的勤奋好学,加之家人的支持等因素,使得他的散文进步很快。收入两本散文集中的作品,除去第一本中有10余篇写于2000年前以外,其余都成篇于近十余年间。遍览《李育善散文集》和《山里的事》,如果在读解诸作内容的同时留意其完稿日期,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创作逐渐进步、成长的足迹。总的来说,其取材范围日益拓宽,个人视野逐渐开阔,语言技巧不断丰富。

首先,在题材和内容方面,李育善的散文是不断趋于开阔、丰富的,这与其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和个人视野的逐渐拓展有关。第一本散文集出版于2006年,所收录的文章也以此为断限,内容大致可分三类:一、有关亲朋好友的人物杂记和童年乡村的生活回忆;二、有关个人跋山涉水的旅行散记;三、有关生活琐事和个人感悟的追记。而尤以第一类为多。《我的出生地》《我的父老乡亲》《伯父》《伯母》《叔父》《大舅》……从这些文章的题目即可看出,作者对自己从小栖息的土地怀着极其深沉的感情,因此,家乡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人一事,在他的笔下都显得那么亲切、自然。比如,他写家乡苗沟的山和自己家所在的村子:“山里人不能没有山,是苗沟的山养育了苗沟的人,是苗沟的人呵护了苗沟的山,山因人而翠,人因山而灵。”[5](3)写苗沟的水,开篇便是一句:“水是苗沟的灵魂。”[5](3)写苗沟的人,开头也说:“苗沟有人居住的历史无从考证。可村口河边那棵千年老柳正是先人亲手栽的。”[5](5)这样的“苗沟书写”,是以他对家乡山水、人事的了解和体验为基础的。因而,在第一部散文集中,最情致动人、最值得关注的也就是这一类文章。第二部散文集虽然以“山里的事”命名,但选材和内容相比于前一部有了明显的不同。两书中最多的篇章都是写人,侧重点却有所变化,《李育善散文集》涉及的对象主要是自己的亲人、好友,《山里的事》着重刻画的却是一群积极奉献的乡村干部,以及农村中一大批富有个性的生命个体,并由这些人物引出各类事件,最终组成了一幅幅形形色色的农村生活图景。这两本书,如果说在前一部书里,作者的涉笔是以自我生活圈为中心的,那么在后一部书中,作者已经跳出了这种限制,将目光移向更为深广、更为丰富多样的乡村生活,笔下人物也写得更富有立体感。

其次,作品的文学气象趋大、文学技巧趋多。贾平凹评价李育善第二部作品集:“写作一方面是天才者的老实工作,只要山中有矿藏,闷了头去打洞掘坑,有多深的洞坑可以有多大的收获。另一方面,写作也是由量到质的过程,得捅破一层窗户纸,捅破了,一下子恍然明白,境界大开。李育善在他的第一本书里,相当多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有文学潜质的,仍明显看出他那时还处于对自己的记忆,所见所闻,和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进行一种真挚朴素的描述,虽生活气息浓冽,清新可人,境界却还不是很高很大。但顺着他对文学的深入理解,不断实践,其作品慢慢发生着改变,这就是仍然生活味十足的描述,情节生动,细节丰富,文笔优美,文字与文字的空间却充塞了一种气,膨胀而有张力,使作品有了浑然,有了大气象,其中对社会、对生命、对人性,多有独特的体悟,读后就多了嚼头和玩味。”[6]细细品读《山里的事》,会感到贾平凹的评价是比较贴切的。这本书中的许多作品,改变了以往平铺直叙的手法,作者写人叙事、构思文本的技巧明显变得丰富多样,插叙、倒叙,甚至设置悬念,或者话分两头,将人物写得个性突显,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。比如,在《枣沟村的事》一文中,作者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两个副村长朱根锁、任来顺的形象。这两个人物说话、做事各有自家路数,但又始终互不服气。因了他们彼此间的明争暗斗,“夜晚的枣沟村一点都不寂寞,热闹着,发酵着哩”。文章多用分合对比手法,叙述从容而流畅,语言幽默风趣。这样的写法,确乎称得上“大有意思”。

再次,在近年的一些作品中,作者的人文关怀意识明显增强。其突出的表现,便是对于“人”的观察和思索,具有了某些冷峻性,文学作品想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,就必须以人为中心,重视人的存在和价值,如此可能才可能具有长期存在的意义。在两部散文集中,李育善都对于山区农民的“活法”给予了诚挚的理解和同情,但在第一个集子中,作者着重叙写的是这种活法的“滋味”;而在第二部集子中,作者的涉笔,就由偏于“滋味”的回放转向了偏于“质量”的呈现,并由此延伸到对于后改革时代农村前途命运尤其是农民“人的现代化”问题的忧思焦虑。压卷之作《一个村子的选举》最能体现作者在这方面的思虑之深切。这篇纪实散文全程叙述了一次乡村选举的始末,农民物质生活的粗糙、精神世界的粗鄙、过分的重利轻义倾向、对于民主的正解与歪解等等,都毕现于作者笔下。文章在热闹的场景再现中隐含着冷峻的批判、担忧:中国虽已早进入了公民社会,但农民中的很大一部分,既丢失了传统的良风美俗,又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。

三、“方言入文”的得与失

商洛方言的过多介入,是李育善散文乡土书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。其两部散文集中的作品,约有一半以上使用了使用了方言词汇或语句,可见作者对于方言文学表现力十分看重。作家吸收方言语词入文,一般来说是可以的,有时甚至是必要的。但像李育善这样频多地在作品中使用方言,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。

商洛“总体上说有两种方言。一是‘本地话’,属中原官话,具体来说属中原官话关中方言东府片。二是‘客户话’,是对从南方移民至此者的诸方言的统称。具体包括江淮官话黄孝片、赣语怀岳片以及零星分布的客家话。从分布来看,‘本地话’主要分布在商州西北部、山阳北部、丹凤中北部、商南城中心、洛南大部分地区。” [7] 。李育善家乡在丹凤县中部,故其散文中的方言语词,主要取材于本地话,但也有少许来自客户话的。

文学中的方言使用,主要是人物情景语言而非作者叙说语言。但在李育善的作品中,两种使用情形往往并存。从使用效果看,前者总体上明显优于后者。

在人物情景语言中适当夹杂方言,如果合乎说话的场合和说话人的身份,可使情景更为逼真、人物个性更为突显,文章的生趣因之得到增强。比如:

奶奶在得知“我”偷吃了红糖而害怕母亲知道以后,笑着说道:“怕啥,天塌下来有婆哩,甭走路像贼娃子一样。”(《那半瓶红糖》)“贼娃子”即小偷。奶奶的话,活现出对“我”的溺爱和保护。

伯母临终前终于见到了“我”,于是拉着“我”的手颤巍巍地说:“我娃回来了,我些(险)乎见不上你了。”(《伯母》)“些(险)乎”即差点儿。伯母临终前对侄儿的想念和终于见面以后的满足,于此可见一斑。

村长在乡镇书记面前吹牛的话:“一看头儿都是嘹(嫽)人,有啥给兄弟说,这里我一跺脚家家房上瓦都咯炸哩。”(《在乡上工作的第一天》)“嘹”(嫽)义为特好的,是残存的古汉语词;“咯炸”是拟声词。村长一喝酒就喜欢说大话的毛病,在这一个简单的夸张句中,可谓入木三分了。

作者的叙说语言中适当夹杂方言,亦可增强表现力。例如:

六斤是王山村的懒干手,好吃懒做,一个人住着一间破瓦房。(《放不下的泼烦事》)商州、丹凤方言中,常用“懒干手”指懒惰成性的人,形象感十足。

老侯还给他们学习了《选举办法》,也说了一笸篮好话,都是邻里乡亲哩,说话咋恁不踏犁沟嘛。(《一个村子的选举》)“犁沟”是名词,指犁铧开过的田沟。“说话不踏犁沟”是比喻句,犹言“说话不在正理儿上”。

他(山锁)挖抓大,也能折腾,地里不是种菜就是种药,屋里不是开磨房就是开豆腐坊。(《乡里人·爱告状的山锁》)“挖抓”是“挖取”和“抓取”的合成用法,读者从句群中能够意会山锁的“挖抓大”。

但李育善散文的方言使用,也有可商榷之处。第一,作者似乎对方言书面表达的局限性认识不足。方言词用和方言句表的“滋味”,只有完全使用方言朗读,才能体会得充分。用普通话来读,既可能觉得不甚自然,又实现不了“解会妙处”之效,甚至会造成文意上的难解或误解,这是由方言不可避免的地域狭隘性所决定的。吴进指出:“实际上,方言作为民族共同语的一支,能进入文学表达领域的程度并不高,因为体现方言特色的主要是它独特的语音系统,也就是说,方言最易辨别的是它的口音,之后才是它的词汇或其他语义内容,这种特点在文字中是无法体现的。” [8]除“无法体现”不尽合于事实外,所言甚是。注重使用方言以增强文学表现力,是李育善散文之长;使用方言过频过多,却是李育善散文之短。如“天上的星星多得连挤游游哩一样”这句话中,连用了三个方言词:“连”是“像”的意思;“挤游游”本指蝌蚪一类水中动物拥挤前游,此处用来比喻星星的繁密;“哩”是商洛本地话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语气词。句表固然生动,但只有本地读者才能有不隔的感受。又如“你”字,作者有时用以表单数,有时又用以表复数(如“把你这一伙没用的东西”),颇易造成岐解,因为在本地口语中,“你”读仄调(三声)时表单数,读平调(一声)时表复数,而在书面语中,声调的意义区分功能无法体现。

以下见于李育善作品中的方言语词,如果不加注释,其准确含义都不易为商洛方言区以外的读者理解:

巴作(艰难、窘迫)、吃马虎(差劲儿、靠不住事)、吹管它去(由它去)、二糊汤子(头脑糊涂的人)、精爽(精神矍铄)、明达活上(明目张胆)、跑贼(躲避贼寇)、谝梆子(闲聊)、瞎瞎(应为“奤奤”)病(绝症)、禳镇(本为巫术作法之一种,引申为挖苦、挤兑他人)、然然(应为“黏黏”)(未出锅的锅巴)、日瞎(应为“奤”)事(造谣中伤)、土鳖(应为“憋”)子(含水量大的土石块)、细发(细心、节约、吝啬)、血头羊(喻指血流满面的人)、一流带串(一连串)、张鸡皮(言行嚣张之人)、张罗鬼(好表现的人)

第二,作者有时对所使用方言语词的本字缺乏细心推敲,以致出现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误字。如“搬干柴”应作“掰干柴”,“美势”应作“美适”,“砌练”应作“砌堰”,“日他”应作“失塌”,“言谗口满”应作“言残口满”,“间塄”应作“涧塄”, “钻磨子”应作“凿磨子”等等。

显然,如果作家在行文中过分注重方言介入,把握不好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尺度,可能会使方言使用失却某些方面的意义,为作品的传播和接受受设置不必要的阻碍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四、对李育善散文创作的期望

李育善是商洛作家群中的后起之秀,是值得关注的散文作家,已经取得创作的成就有目共睹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,如果在整个陕西乃至全国散文创作的大坐标中评量,李育善的散文还明显存在某些不足。程华曾指出,李育善散文缺少一种高蹈、独特的精神贯注;总体上以写实为主,想象不够;叙述性言语多,情绪性言语少[9]。对此笔者颇有同感。以下是我们对李育善散文创作的两点期望:

一,增强批判意识,兼顾美刺两端。李育善善于挖掘平常生活中的真善美,其作品的大都充盈着温情。他笔下的人物基本上都属于正面一类:父老乡亲普遍心地善良,老实本分,勤劳持家,乐于助人;乡村干部大多恪尽职守,积极为百姓们做好事、谋福利。如《一个村子的选举》那样的“婉而多讽”之作,在他的散文集中的并不多见的。而该文之所以在李育善散文集中高标独树,一是因为作者和叙述对象保持了必要的距离,二是批判意识始终贯穿于字里行间。“实录”乡村社会景象是李育善散文的主要内容,而文学性的社会实录,大都能“寓论断于事实”——有作者的“美刺”立场在焉,即班固所说的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(《史记·司马迁传》)。李育善的散文,更多地做到了“不虚美”,却较少能做到“不隐恶”。其实任何一个社会,都必然会存在各种不同的力量、景象、人物。当今中国社会出于急剧转型的时期,虽然各个方面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,但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表现得出层出不穷;好人善事固然不少,而坏人恶事也无处不在。因此,作家在为社会正能量鼓与呼的同时,也应有直面假恶丑、察析社会弊端的胆魄,并像陈忠实说的那样“撕开写,不回避”,以文学的方式激浊扬清,伸张正义。

二,增强精品意识,精细艺术表现。贾平凹在为李育善第一部散文集所写的序言中写道:“他或许算不上才华横溢的人,作品也不华丽,但他看似平实的文笔又很讲究,自成特点。虽行政事务冗杂,我惊奇他作品中没有腐儒气,没有官场气,也不恃才子气。能读出他的定力极强,写作时心静。现在文坛上有一种病,即尖巧新颖,绮艳轻佻,他没有受感染,而行笔沉着,意境宽博。”[10] 以笔者浅见,贾公的评价总体上是准确的,但“文笔又很讲究”之说,却不仅与李育善的第一部散文集不相符,与第二部亦不尽相符。李育善的作品确实“行笔沉着”,然而论到对艺术的“讲究”,则可以说用心、用力还不够足。例如一些写人散文,首段笔法如出一辙:“豹子是个精干的男人,四十来岁,瘦小活泛,干啥事舍得吃亏,在城边的一个山沟村当支书。”(《村上干部》)“书芳大大也是本族一位长辈,五十开外,中等个头,胖胖的,黑红脸,头发有点自来卷,人戏称‘假洋鬼子’。”(《村官》)“老郝五十来岁,黑胖黑胖,中等身材,国字型脸,写满了沧桑,能说会道,还一套一套的。”(《乡里人》)又如某一表达,在不同的作品中多次出现:“山峦田野也丰富着少妇般靓丽的妩媚。”(《初秋心爽仙娥湖》)“像少妇一样丰腴袅娜的雪花,暖和着我的心田”(《窗前,那一抹绿》)“麦子少妇般丰满着。”(《回老家》)有些作品中的描写或叙述,未能做到虚实结合,疏密有致,语言亦不甚洗练,故读来不免沉闷之感。李育善有着比较扎实的语文功底,又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文学修炼,对于创作三昧自有深会。如此一些艺术上的不足,不是由于才情不够,而是因为功夫下得不够。

一个作家的创作,数量与质量没有必然关系。数量多不代表质量上乘,数量少也不表示无足轻重。唐代的张若虚、王之涣等人,尽管传存的作品甚少,却是唐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人物。反倒是后世的一些作家,作品数量巨大甚至著作等身,却难有一两篇可以流传后世的佳作。李育善至今不过出版了两部散文集,数量不算少也不算多。他今后的创作,不妨律己更严一些,以审慎取材、精心构思和用力打磨成就哪怕不多的精品。作家方英文以为,《李育善散文集》中所收录的《我在儿子坟头栽棵柏》,“是全书里最震撼人心的,因而也足以传世的经典篇章”[11],“经典”之赞,略嫌过誉,但这篇仅六百余字的短文,确乎以其真挚之至的情愫和朴中见茂的文字令许多读者黯然泣下。期望李育善此后的散文中,能够多一些这样的篇章,少一些率然之作。

贾平凹说:“李育善的第一本书还是嫩芽状,这一本书已经看出是树的模样了。他的进步是极大的。……我盼望我的故乡有更多的优秀人物涌现,盼望李育善能快点长木柱天。”[6]李育善的散文创作势头正旺,相信在以后的文学生涯中,他能够自强不息,走得更快,走得更远。

Tags:李育善

作者:刘炜评 王彦龙 责任编辑:李 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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